对亚洲女性地位和性别不平等的测量

摘要
本期推送韩国梨花女子大学Lee, J. K.和Park, H. G在Asi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2011）发表的“Measures of women's status and gender inequality in Asia.”一文。本文探讨了当前国际公共和私人领域中有关性别的指标，及指标在东亚和南亚的应用。通过跨国比较展示了亚洲国家在性别方面的异同，以及不同指标间的不一致或矛盾之处。这些结果显示了女性地位和性别不平等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作者还提出了可供选择的其他指标，并讨论了这些指标的有效性。

（1）女性地位（women’s status）

女性一般比男性拥有更低的权力和地位。女性地位一般决定了她们的福利，并通过对女性的基本健康、教育、经济和政治活动的绝对和相对获得来测量。女性地位的术语通常在女性发展（WID）的讨论中使用。为了测量女性地位，美国国家发展计划创建了性别发展指数（the Gender-related Development Index，GDI）和性别赋权测量（the 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ment，GEM），并从1995年开始每年发布相关数据和排名。GDI是一个综合指数，由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毛入学率和估计收入构成。而GEM作为识别女性政治参与、经济和社会决策的指数，测量了女性相比于男性的相对成就，包括女性在议会、政府高层、专业或者技术工作中的比例，以及性别收入比率。

虽然这些指标重要而有影响力，它们测量了国家在女性地位上有何作为，使得全球范围内国家间的比较成为可能。但是它们提供的各国社会经济差异的特征是不全面的。这两个指标假设个人平均所得对广泛用于测量社会进步的指标（包括女性地位）具有积极影响，这对于测量女性的绝对发展是合适的，但是不适用于评估性别不平等。实际上GDI不是用于测量性别不平等，而是用于矫正和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相关的性别差异的。GDI不能独立于HDI进行解释。因此，尽管GDI和GEM对性别分析贡献极大，它们还是因为概念和方法论的局限性受到批评。

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介绍了另一个指数——性别不平等指数（the Gender Inequality Index，GII）。这个指数反映了性别不平等的三个维度：生殖健康、赋权和劳动力市场。GII考虑了5个指标：产妇死亡率、青少年生育率、两性议会列席比例、受教育程度和女性的工作参与。

（2）性别不平等（Gender Inequality）

性别不平等和女性地位是两个有差别的概念。女性地位仅仅指涉女性各方面的实际水平，性别不平等则是基于两性的比较。性别差异指数（Gender Gap Index，GGI）和性别平等指数（Gender Equity Index，GEI）广泛用于测量一个国家的性别差异和性别不平等。这两个指数测量了性别差异而不是女性地位的绝对水平。前者由4个维度构成：经济参与和机会、教育获得、政治赋权、健康和环境。后者包括经济活动、赋权和教育。

然而，这两个指数忽略一些方面。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女性虽然生活在经济贫困和/或政治苦难中，她们却在某些方面看起来和男性是平等的。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女性主义者创建了女性赋权（women's empowerment）的概念。赋权意味着女性在生活中获得权力的过程，并有能力改变性别不平等的状况。女性主义学者和国际组织试图针对这一概念发展出不同的指标。

作者使用2009年的数据来说明东亚和南亚国家的相似和相异之处。首先，大多数国家的人均GDP排名与HDI排名相似。不过，在有些国家，比如伊朗和不丹的HDI和GDI排名比其人均GDP低。这意味着用GDP不能完全作为性别不平等的预测指标。其次，GEM的排名和人均GDP或者HDI没有显著相关。更重要的是，一些国家的GEM指标比GDI指标高，这些国家的精英女性在公共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是在影响贫困女性的基本不平等方面进步甚微。换句话说，GEM偏向于针对富裕人群赋权的测量。第三，各国的GGI和GEI与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相符。最后，在南亚除了斯里兰卡之外其他国家倾向于性别不平等，而东亚各国性别平等状况差异比较大。

据说从二战以来亚洲女性的生活质量有所改善，东亚国家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其女性地位有所提升，两性社会不平等有所下降。但是要评估亚洲的女性地位和性别不平等并不容易。一些国家的女性生活质量整体有所改善，但同时性别不平等程度有所上升。而基于人力资本的地位和不平等的统计指标来自于西方和男性视角。因此这些指标具有一定缺陷，无法包含亚洲国家的社会文化特征。

私人领域的女性地位和不平等：有关女性地位和性别不平等问题的研究通常围绕三个方面展开——经济、政治和社会，这些方面通常是在公共领域中。为了更全面理解女性地位和经历，作者认为需要公共领域以外的指标，也就是需要了解私人领域权力和资源分配的性别差异。

定量和定性的指标：女性生活质量的传统测量通常是基于定量指标，比如识字率、教育水平、劳动力参与、收入、政治参与和进入政府高层、决策的制定和参与的权力。定量指标尽管利于国家间的比较，但是有批评认为它们不能反映各个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大多数全世界通用的定量指标关注性别不平等的结果变量而不是其意义等等其他放面。

因此作者认为需要对定性的社会因素给予更多的关注。比如非洲性别发展指数（AGDI）试图将定量和定性数据相结合。由OECD创立的社会制度和性别指数（Social Institution and Gender Index，SIGI）有助于理解国家和区域的整体环境。

针对以上分析，作者提出了一些可供选择的其他指标并讨论了其有效性，这些指标包括：对女性的暴力行为、面对自然灾害的脆弱性、有关女性平等的国家社会机构。这些指标能够使我们不仅在公共领域，也在私人领域评估女性生活。

本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发展出新的指标，而在于评估亚洲不同国家性别不平等指标的定量（全球标准）和定性（文化特性）方面。作者认为，今后通过对基于女性经验和新收集的数据的替代性指标的探索，来指导研究者进行经验研究是可行的。这与作者试图发展可替代性的框架来理解不同国家和历史时期女性生活质量的想法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Lee, J. K., & Park, H. G. (2011). Measures of women’s status and gender inequality in Asia. Asi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17(2), 7-31.